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多年的研究与观察。1983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三个年头，那时国内大部分城市还在实行计划经济，而广东的副食蔬菜市场经过改革，已经是开放自由的了。
那一年，樊纲承担了中央的任务来到深圳调研考察，为全国的农副产品价格改革探索经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座改革之城的独特气质，但真正让樊纲开始相信深圳潜力无穷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到华强北的一次经历。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40年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离不开体制改革和先行先试，深圳的实践探索为全国乃至全球不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体制机制改革究竟如何为特区发展带来动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背景下，深圳又该如何打造先行先试的升级版？来看樊纲与深圳卫视记者何嘉琪的对话。深圳卫视记者何嘉琪：您是1983年首次来深圳的，当时您还是中国社科院攻读西方经济学的一名研究生。我了解到，真正让您对深圳有比较深刻感触的，是90年代初您再次来深圳时看到的一些场景。当时您看到了什么？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深圳后来让我真正感到震撼，而且让我相信她是潜力无穷的，是我第一次去华强北。那时候华强北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那么多的店铺在那里发展，而且所有的人都在忙忙碌碌，都非常紧张非常忙。当时深圳最有名的话，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家就在那儿奋斗。什么叫市场经济？华强北就是市场经济。千百万人去捕捉每一个细小的机会，把所有的细小的机会都给挖掘出来，都有一个供给去满足，这就是市场经济。那时候真正对我震撼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们以前学市场经济那是空洞的，市场经济就是从像华强北这样细小的、一个个产品、还有小企业的这种活力当中发展起来。当时不仅是精神上的一个震撼，也是对我们所学的理论有一个现实的对照。樊纲认为，深圳几十年来持续的体制机制改革让这里形成了“制度洼地”，各方稀缺资源向深圳流动，逐渐汇集了创新所需的要素，奠定了深圳的创新特质。如今深圳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环境，对创新更加宽容。樊纲：就像任正非经常说的那句话，我们靠什么？一纸红头文件。就是当时深圳市政府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就这么一个红头文件，制度就建立起来了。第一，资源就来了，当时的人才就来了；第二，新的企业就形成了；第三，创新也就开始了。所以深圳为我们全国、为全世界创造了先行先试的典范，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也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包括有一次在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行长召集全世界十来个经济专家讨论发展非洲的问题。最后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提了特区。结果大家后面的讨论基本就围绕特区。“一带一路”这些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建特区。特区作为一种体制创新机制，被大家所认识到它的价值，这也是深圳的价值。何嘉琪：您这么多年来不断地在观察深圳、研究深圳，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您怎么看待在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深圳这座城市的角色？樊纲：深圳作为特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这个职能就是先行先试，等于是在旧体制的缝隙当中和旧体制的边缘地带，它产生一种新体制的增长。这个增长给旧体制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和开放，所以现在特区是世界经验。樊纲：真正使深圳的发展能够上一个台阶，我觉得可试可闯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城市化。像深圳这样发展比较快的城市，也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做好都市群这篇文章，怎么通过大湾区的发展，通过都市群的发展来解决城市化当中的问题，使得城市能容纳更多的人口；怎么把城市和乡村的医疗资源整合分享，金融怎么国际化，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机制怎么发展，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先行先试。所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国家、人民对深圳也有更大、更高的期待，也希望深圳在今后能够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先进的经验，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平稳。